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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增强年鉴的使用性
发布时间:2011-8-23 9:17:31   点击数:3070   作者:金寿男   来源:本站原创
 

浅谈增强年鉴的使用性

作者单位:珲春市档案局

作者姓名:金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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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年鉴具有使用性,中西年鉴均由人们生产和社会活动需要的产物,比较中西年鉴使用性,中国年鉴逊色于西方年鉴,原因在于大众基础薄弱,要增强年鉴使用性,首先要解决中国年鉴大众基础薄弱这一瓶颈。

关键词:年鉴、使用性、中国年鉴、西方年鉴、大众性

一、使用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

任何年鉴都具有使用性。年鉴的实用性是指:年鉴具有的能够被人们使用,并且产生积极效果的属性。

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并逐年出版的信息密集型资料工具书任何一部年鉴,不管它是综合性年鉴还是专业性年鉴都具有被读者使用即解决所需问题的功能,这是年鉴的使用性。年鉴的使用性是年鉴的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前提,如果年鉴失去其使用价值则失去存在的依据。年鉴的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是最基本的使用性。如何不断地扩展年鉴使用性并使之与时俱进,是关系到年鉴能否繁荣昌盛的重要环节。年鉴在实用性方面,有其明显的优势:一是权威性;二是信息密集,内容涵盖面广; 三是连续出版,便于保存和研究。

中西年鉴均源自人们生产和社会活动需要。年鉴的原始形态是古代的历书。历书里大量记载国家庆典,宗教活动,农业、畜牧业生产技术和知识。古希腊、罗马早期年鉴更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编入星历表,帮助格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西方第一部年鉴“一部真正的重要年鉴—雷乔蒙塔努斯年鉴”是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向海外扩张迫切需要航海技术、知识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中国历书—商代甲骨文也曾出现产生年鉴的端倪,后来的历书,天体运行图,以及按月、日记录的大事记、实录都能称为原始的年鉴。不管是中世纪西方年鉴还是中国古代原始形态的年鉴,记录的都以天体运行知识为主,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的知识,其记录目的完全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需要。事物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事物的使用的属性。如果年鉴不具有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功能—即使用的属性,则年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年鉴使用性是年鉴的质的规定性。

二、中西年鉴使用的状况

    年鉴发展史显示,中西年鉴虽同出一源—历书,并均具有使用性,但其使用效果却迥然不同。14世纪中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编纂出版西方第一部年鉴之后,西方年鉴的种类、发行量和使用效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远航时,使用该年鉴的星历表发现美洲新大陆。到了近代,西方年鉴注重实用性的传统更是发扬光大。1680年,英国人编写的《老月年鉴》,针对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详细地解释可以治疗各种小病的放血医疗法和可以使用的草药。由于《老月年鉴》敏感地捕捉到大众的迫切需要,成为当时流行的家庭年鉴。在美国,年鉴更是与《圣经》同样受欢迎的书籍。早期美国普通家庭至少有两本书,一是《圣经》,二是年鉴。现代西方年鉴,被誉为刊中之王,其社会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现代西方年鉴根据社会需求,不断调整、充实、完善年鉴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具有实用性、大众性,读者群更加庞大。美国的《世界年鉴》逾百年而不衰,每年的发行量多达200万册,累计发行数千万册,销量仅次于《圣经》,其畅销的核心因素是不断发挥和加强它的实用性优势。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年鉴有无使用性是年鉴质的规定性,年鉴发行量的多寡是衡量年鉴使用性大小的量的尺度,是年鉴使用性的量的规定性。《世界年鉴》内容博杂,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指南性、大众性、可读性,因而非常实用。一本《世界年鉴》在手,时时可用,处处方便。其成为美国最畅销书和美国家庭必备工具书,概出自“实用”二字。显而易见,西方年鉴从原始年鉴到现代年鉴始终贯穿着实用这一主线,西方年鉴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年鉴实用性的的不断的充实、完善、加强史,因实用而兴,以实用而畅。

与西方年鉴因注重使用性而畅销且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成为家庭必备的书籍相比,中国的年鉴走来比较萧条的,由官书到“官书”并深受政治运动影响的发展历程。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代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年鉴后,解放前曾陆续出版过一些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年鉴)、地方年鉴(《上海市年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年鉴事业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从1949年到1978年,全国仅出版不足10种年鉴,另加上翻译出版的几种外国年鉴,种类和数量少得可怜。 1950年,天津出版社出版的《开国年鉴》是新中国成立后问世的第一部综合性年鉴。同年,大公报社出版类似年鉴性质的工具书—《人民手册》。随后,《世界知识手册》、《中国体育年鉴》、《中国摄影年鉴》等相继创刊。而且,还翻译出版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年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计年鉴》等几种外国年鉴。文革期间,除了《科学年鉴》外,其余年鉴全部停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年鉴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党和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年鉴事业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应该说,这20多年来,是中国年鉴事业真正的形成时期。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等6种年鉴首先问世,拉开了80年代中国“年鉴热”的序幕。1981年我国又新出版7种,1982年为13种;1985年我国年鉴种类已达84种。到1992年,全国出版的年鉴多达522种,相当于1980年的87倍之多。2005年,年鉴种类多达1309种,目前已过10余年,估计目前少则也过1500种。年鉴的种类可谓带来了长足的发展,但与之不相称的是其出版销售量、利用年鉴取得的社会效果远不如西方年鉴。中国年鉴的销售量无法比及现代西方年鉴,没有一例使用年创造出象哥伦布利用年鉴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的巨大的社会效果;没有一本年鉴象英国的《老月年鉴》和美国的年鉴因其使用性“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起到老百姓生产、日常生活指南。一句话,中国的年鉴在使用性上远远滞后于西方年鉴。年鉴使用性滞后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年鉴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制约者年鉴的继续发展。提高年鉴的使用性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了。   

三、中国年鉴的使用性逊色于西方年鉴的原因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年鉴也不能例外。年鉴在实用性方面比其它出版物有其明显的优势,但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制约年鉴使用性的因素有二:一是客观因素即年鉴文体形式的局限性;二是人为因素,具有主观性。前者为技术性局限,其解决方式与效果是相对的;后者是由观念的转变程度决定,其解决具方式有无限空间性,是绝对的。后者是导致中国年鉴使用性逊色于西方年鉴的主要原因。

(一)具有共性的影响年鉴使用性的局限性

年鉴文体的局限性。首先是时效性差。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信息载体相比,年鉴在反映新情况、新成就、新变化时时效性差。年鉴反映的是上一年度发生的事实和数据,其内容与封面标示的年份不同,读者如果想知道当年发生的最新情况,年鉴就无法满足要求。其次是具有天生的“浅”的弱点,这是不能兼顾“博”而“深”的矛盾属性所致。虽然综合性年鉴具有内容涵盖面广、信息较密集的优点,但每个行业只能记载主要的方面,有些专题条目只能点到为止,与专业性的工具书相比,相关的内容就显得比较简略、不详,此弱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不可彻底解决的特点。第三,读者面相对较窄。年鉴的读者群一般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研究人员等,相对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工具书,年鉴的读者面无疑要小得多,专业性年鉴的读者面一般比综合性年鉴更窄些。

(二)中国年鉴的使用性逊色于西方年鉴的原因

中西年鉴同出一源—历书,但从年鉴的发展史看,西方年鉴从起源自今走来不断满足大众需求的大众化道路,最终成为真正的年鉴,在年鉴使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古时中国年鉴则停留在历书阶段,没有成为能够满足大众需求的年鉴。从出现产生年鉴端倪的商代甲骨文始,后来的可谓原始年鉴的历书,天体运行图,以及按月、日记录的大事记、实录等从其记载内容上看是为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社会活动的需求记录,即注重使用性,它有可能朝注重“实用”性向大众化方向发展,但受传统文化只重“尚道”重“教化”,历书被皇家所垄断,忽视“居、处、产业、衣冠、仪饰,以及果木、鸟兽、虫鳞”等与老百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最终没能脱胎换骨发展成真正的年鉴,“年鉴”成了与老百姓风牛马不相及的官书。1909年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标志着中国首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年鉴,但它是由近代西方文明传入的“舶来品”非本土所产生。古时的“年鉴”是“官书”,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年鉴后的中国的年鉴在向打破“官书”框架,扩大大众基础的方向做出不懈努力,但做的远远不够。其佐证一是年鉴的“官书”的影子仍然很浓。一提年鉴首先想到的是“官书”。事实也正如此。中国的年鉴仍是官办官用。由政府机构出资、编写、发行、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需求服务。发行又是以行政手段面向行政部门而非面向社会,面向老百姓,即使想面向老百姓也无济于事,因为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所需的技术、知识、信息少之又少。二是有关“年鉴”这一事物的信息被官方垄断。有几个普通老百姓知道一种叫“年鉴”的事物的存在并利用年鉴解决过实际问题?且不说普通老百姓,从事机关工作的人员又有几个能够了解年鉴的相关知识?甚至从事编写年鉴的文书不知年鉴为何物的不乏其人。三是有位研究年鉴者研究年鉴使用现状况时提出三点:第一种是放在案头、书架上当摆设;第二种是在需要时翻一下;第三种是真正懂得年鉴的价值,能够对年鉴中看似无关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归纳,从中找出自己需要的东西来,用于指导工作。年鉴的使用现状使广大群众被这位研究者置在视线之外,我们编写年鉴时也很少顾及到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这是人为的需要亟需改变的。

结论是:中国年鉴使用性逊色于西方年鉴的结症在于大众基础薄弱,失去了大众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年鉴界正做不懈的努力。

参考资料:《中西年鉴使用性之比较》作者:姚洪波《湖南地方志》2009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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